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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台说史•西洋与北洋的政治悲剧:魏玛共和的中国命运

[发布时间:2019-09-22]  

兰台说史•西洋与北洋的政治悲剧:魏玛共和的中国命运

魏玛共和的失败,"构成了德国历史解释方面一个极富争议又极其独特的难题",而《魏玛宪法》的"内在缺陷"(特别是"帝王总统"的设置)也常常被认为是魏玛共和失败重要原因之一。与德国类似,近代中国从帝制到共和的转型也遭遇重大挫折,而军人总统袁世凯则被认为是共和的首要敌人;由此,议会内阁制与总统制之争由纯粹的政体选择演变为正/邪之争、共和存亡之争。其实,中德两国新生的共和本来就先天不足,纵然有文本意义上完美的宪法亦无法挽救共和的颓势;作为民主理想的代议政治并没有起到维系共和的作用,以"法统象征"与"正义化身"自居的国会对于共和的破坏远多于建设;宪法设计的缺陷并非共和破毁的罪魁祸首,反倒是脆弱的共和最终造成宪法的失败。尽管《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下简称《临时约法》)与《魏玛宪法》在具体规定上存在差异、议会民主的发展阶段也略有不同,但大妥协之后的不妥协、缺乏刚性宪法传统、议会主权与领袖威权共生构成了双方共同的政治文化;在宪法的实际运作中,总统与国会的冲突、国会自身的缺陷、军方的干预乃是魏玛共和与"远东第一共和"失败的共同原因。本文尝试以《临时约法》与《魏玛宪法》的运作为例,梳理东西方两个新生共和国的类似宿命,或许对于历史的解释略有裨益。

"半个革命"与脆弱的共和

德国1918年革命被认为是"踩了刹车的革命"、"半个革命",因为"并非革命酝酿了足够的能量",而是伴随着一战战败导致的帝国体制崩溃诱发了革命。德意志帝国的瓦解不是因为"议会民主的改革压力",反倒是帝国瓦解"给了议会民主实践的机会"。德国通过《魏玛宪法》建立议会民主制的初衷之一,是籍此迎合作为战胜国的西方民主国家的价值观,"希望建立民主共和来换取一纸平等的条约";而革命后的社会、政治文化依然顾我,"德国保留了既有的阶级结构、官僚体系、军队以及社会权威,对于一个新生的民主共和而言,并没有提供一个好的开始。"左翼的社会民主党一面与新出现的亲共和的政党交好,另一面与两个支持君主制的右翼核心力量—军官团和官僚阶层达成了妥协。帝国时期行政与立法的紧张关系,在《魏玛宪法》也仅仅是以一种妥协的形式保留下来,其妥协的形式乃是将议会民主与总统代表的行政权威安置在同一套宪政秩序中;在议会内阁制的基本架构下,由直选产生的总统被赋予了独立于议会的权力,如议会解散权、总理任命权、紧急命令权等等。依施密特所言,"所有宪法条文都取决于制定宪法时的政治和社会状况,受制于政党政治的偶然情势";制定《魏玛宪法》的政治背景,是高度碎片化的政党与无休止的议会纷争,"各党为了某一条款斤斤计较、讨价还价,宪法的妥协性与其说是立法者们政治明智的产物,毋宁说是新的德意志共和国这个政治统一体在政治上脆弱的结果。"魏玛共和国被称作"一个没有共和党的共和国",因为尽管1917年旧帝国议会的多数党联盟(社会民主党、德意志民主党和中央党)投票赞成《魏玛宪法》与共和体制,"但即便在那三个党里面,也就许多人只是很勉强地接收了共和政体,而非真心希望如此。"雪上加霜的是,为结束无政府状态,社会民主党与陆军达成协议,按原有传统维持陆军,以换取军队支持;"德国军队得救了,但是共和国却在诞生的头一天就没救了"。

在辛亥百年之后,中国学者对于辛亥革命也有了更多的认识与反思。人们其实很早便认识到辛亥革命固然推翻了帝制,但也仅仅是推翻了国体上的帝制而已,帝制时代的政治传统与社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故我。且不说南北议和的结果是南方革命派与北方实力派达成妥协,推举旧官僚袁世凯做总统;即使是议和前南方先后独立的各省,其领袖也往往是晚清的立宪派而非革命党,这也为日后国会的派系之争留下了伏笔。在某种意义上,辛亥革命"第二天就妥协了","满清政府中的反革命派不愿意跟革命党妥协,革命党甚至强迫他们妥协";例如武昌起义后湖北革命党人推举出来的两位负责军事和民政的首长,被迫就职的黎元洪是旧军人、"转变最快"的立宪党人汤化龙是前清湖北省咨议局的议长。有学者将辛亥革命后"光复"的各省分为三种类型:其一以湖北、浙江为代表,立宪派从革命党手中"骗取"了政权;其二以江苏、安徽为代表,立宪派联络当地军阀、官僚宣布"和平光复",直接"把旧衙门变成了新政府",仅由原来的地方官在衙门前树立"奉宪独立"的白旗,就算"共和实现"了;其三以湖南、贵州为代表,革命党人虽取得政权,但很快立宪派"与世家巨族军界长官同心努力"、以"文明革命"为名发动政变夺取政权,如湖南前咨议局议长谭延闿之取代革命党人焦达峰。也有学者从另一个角度认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国,并不是辛亥革命只手创建起来的,而是一种源自古今中西交汇的历史合力共同创建起来的",这其中除了激进的革命力量外也包含改良主义的遗产,"作为现代中国—中华民国宪制的一个重要构成,《清帝逊位诏书》不啻为一种中国版的'光荣革命'"。辛亥革命在近代史上是流血较少的一次政权更替,其中的部分原因是立宪派组织的宪友会"在革命中采应变手段,控制各省政局,革命形势几为之操纵。立宪派人始于求国会,终于得革命,种瓜得豆。"可是,不流血少流血的革命固然"光荣",但"革命尚未成功"的现实也带来"继续革命"/复辟的双向可能,"一蹴而就"的新共和依然要为"大妥协之后的不妥协"买单。南京临时政府一方面承诺推举北方军人领袖袁世凯为总统,一方面在《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颁布仅数月的情况下变更政体、颁布《临时约法》,将总统权力大幅度削减;还企图"引君入瓮",让袁世凯到南京就职,而袁世凯当然也不肯就范。凡此种种,都能反映出妥协之初的"不和谐"。而晚清保皇党与同盟会在海外的竞争,以及辛亥革命后立宪派与革命党在光复各省的博弈,也为民初国会中国民党与进步党之对立埋下了伏笔。

威权崇拜与总统独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