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eld:typename /]

莎士比亚何以成为莎士比亚

[发布时间:2019-10-12]  

莎士比亚何以成为莎士比亚

在当今世界上,莎士比亚是我们的文化英雄,他的名字几乎成为文学的代名词和人类创造力的象征。《不列颠百科全书》骄傲地宣称:"莎士比亚在世界文学中占有独特的地位,他被广泛认为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作家。像荷马和但丁这样的诗人,托尔斯泰和狄更斯这样的小说家,他们都超越了民族的界限;但在当今世界上,没有哪个作家的声誉能真正同莎士比亚相比……"然而,莎士比亚作为一种文化崇拜现象,在后理论时代被日益去神秘化。换言之,莎士比亚之所以成为"莎士比亚",是一个各种文化机制作用下的历史过程;正如著名莎学家、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戴维·斯科特·卡斯顿所指出的,莎士比亚在世时并不是"莎士比亚",他的经典地位是在十八世纪中期左右确立的(《莎士比亚与书》,30页,下引此书只标注页码)。英国著名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断言:"所谓'文学经典',所谓'民族文学',毫无疑问的'伟大传统',必须被确认为某种建构,由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时间、出于特定的原因形塑的建构。"(《文学理论导论》)莎士比亚何以成为"莎士比亚"的历史过程,就是"莎士比亚"被"建构"的过程,无论莎士比亚本人的动机和意图为何。

要讲清楚这个问题,请允许我援引两个例子。众所周知,莎士比亚最有名的台词出自《哈姆莱特》:"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朱生豪译文),但许多人可能不知道,《哈姆莱特》首次以四开本形式出版时(一六○三),这句话的版本是:"To be, or not to be, I there's the point."("生存还是毁灭,嗯,问题就在这儿。")而且"I there's the point"也是明白无误的莎士比亚诗行(出现于《奥瑟罗》第三幕第三场第二三二行)(26—27页)。大约十年前,在哥伦比亚大学卡斯顿教授的莎士比亚研究班上,我第一次了解了这一点,心中莫名的惊奇。这至少说明三点:首先,我们所知晓的莎士比亚不一定是——甚至很可能不是——莎士比亚的本来面目;其次,作为经典作家,莎士比亚的文本其实并不确定;再次,四百年过去了,从本来的莎士比亚到我们所知的莎士比亚(无论其人其文),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文化建构的过程。在《莎士比亚与书》中,卡斯顿以优雅的大手笔,高屋建瓴而又细致入微地探讨了这些问题。百多页薄薄的一本,竟然纵横四个世纪,大开大阖,要言不烦,时而曲径通幽,时而豁然开朗,而且引人入胜,极具可读性,不得不令人钦佩。该书二○○一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仅二○○三年一年美国、英国、加拿大的重要学术期刊就发表了五篇书评,其影响力可见一斑。牛津大学教授多米尼克·奥利弗(Dominic Oliver)所言极是:"戴维·斯科特·卡斯顿在莎士比亚幽灵般文本存在的历史中的旅行必将引导初学者,挑衅专门家,并激发所有人的兴趣。"

卡斯顿教授屡次讲过(不仅在著作中,而且在课堂上),莎士比亚时代的戏剧是通俗的娱乐形式,上至王公大臣,下至贩夫走卒,无不为之倾倒;其地位恰如今日之电影,作为文学是不入流的。戏剧时代的明星是演员(莎士比亚时代的演员都是男性),而非剧作家,如同电影吸引观众的是男女主角,我们对编剧是谁漠不关心一样。这与我们概念中的作为英国文学核心经典的莎士比亚大相径庭。其实不唯莎士比亚,文学何以成为文学也是一个历史文化的建构过程。卡斯顿认为,二十一世纪的我们对于莎士比亚的任何理解,必须以承认莎士比亚与我们的距离为发端(《理论之后的莎士比亚》)。经过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理论和主义的洗礼,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研究呈现出回归历史的倾向;但这里的历史不再是简单的或本质主义的历史,而是建立在各种理论基础之上的有效解释相互竞争的领域。在莎士比亚和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戏剧研究领域,卡斯顿坚持认为,文学生产的合作性是不可避免的,戏剧尤其如此。在剧院里和印刷厂里,作者意图当然不是决定产品样式的唯一条件,而且往往被漠视、篡改和僭用。比如,剧团为了演出需要,经常调整、删除、添加剧本内容,这些改动可能来自剧作家,也同样可能来自作者以外的其他人,至少莎士比亚一六一二年左右退休后和一六一六年逝世后,是别人修改他的剧本以供演出(15页)。英国第一部现代著作权法一七○九年由安妮女王颁布,一七一○年正式生效,此时莎士比亚已去世近一个世纪。在早期现代英国,政府通过书业公会和审查制度来控制图书行业,版权属于出版商而非作者,"法律规定获取所有权的要件只是出版商不能侵犯别的书商对同一文本的权利,以及他们应该遵循适当的权威渠道来保证权利。只要没有更早的权利要求,出版商尽可以自由地印行原稿,而不顾作者的权利或利益"(23页)。由于几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莎士比亚对其剧本出版抱有兴趣,更不用说介入或监督剧本的出版过程,莎剧的早期版本经常性地存在文本讹误,错漏比比皆是,诚如第一对开本编者、莎士比亚昔日同事赫明和康德尔所称:"各种各样盗窃的、偷印的书"伤害了读者,"暴露它们的有害的骗子们通过欺骗和偷偷摸摸使这些书变得畸形和残缺"(73页)。在印刷媒介中,抄写员、出版商、印刷商、排字工、校对者、装订工、书贩等中介,以及后来更多的编者、注释者、改写者、改编者、评论者、译者、读者等,都以不同方式参与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书和意义的生产和接受,在此复杂的过程中,作者意图有时甚至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素。书商的行为主要受利益驱动,迎合市场需要,他们出版莎士比亚的剧本时"并不觉得自己的工作是保存英吉利民族最伟大作家的作品"(49页)。赫明和康德尔固然要用堂皇的对开本来"永远纪念如此杰出的朋友和同事"(55页),将莎士比亚确立为"作者"(像本·琼森一样的作者),但他们并不像格雷格爵士(Sir W. W. Greg)等新目录学家们假定的那样具备良好的目录学修养(74页),甚至一百年以后的诗人、莎士比亚著作编者亚历山大·蒲柏也并不了解《暴风雨》、《麦克白》、《亨利八世》等剧首次发表于第一对开本,所以登悬赏广告征集这些剧一六二○年以前的早期版本(99页)。莎士比亚剧作的版本、目录、校勘、编辑之学经过几百年的积累和发展,才逐渐成熟起来,并不断走向深入,其基础无疑是一六二三年出版的第一对开本和其他早期版本,因为莎士比亚流传下来的手稿微乎其微。现代莎士比亚编辑学肇始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大放异彩,取得了辉煌成就,形成了新目录学、文本社会学等颇具影响力的学派,并与新兴的书籍史、媒介研究等学科交织在一起,构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可以说,一部莎学史即从一个重要侧面映照了整个西方四百年来的学术史和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