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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死于通货紧缩?

[发布时间:2019-11-24]  

大唐死于通货紧缩?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受价值规律支配,通货紧缩总是和通货膨胀交替出现。但在中国封建社会当中,由于采用铜钱为本位币,受铜矿产量的限制,铜币发行量在多数情况下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而且质量往往得不到保证,所以,通货紧缩的问题要比通货膨胀更为严重。唐朝虽然是富强至于极点的朝代,但最终也无法解决通货紧缩问题,以致灭亡。

当然,唐朝灭亡的直接原因是政治问题,但政治问题并非凭空产生,往往也是由经济问题引起,所以,唐朝之亡,最终可归结为经济原因。本文所谈及的通货紧缩,当是经济原因中的一大主因。以下,将简要论述其中的因果关系。

一、唐朝通货紧缩概况

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是采用铜钱为本位币的,这是秦汉以来形成的习惯。但由于铜矿产量的限制,铜钱铸造数量普遍不足,因此不得不同时采用金银和谷帛(谷物/布帛)。

金银价高,只在社会上层流通,用于大宗交易。谷帛本身笨重,且质量不一、不便分割,本来很不适合做货币,但铜钱数量不足,加上盗铸严重,谷帛反而成为日常交易中人们所乐于接受的货币。在铜币信用度差、物价不稳的时候,谷帛就会成为货币的补充,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

汉朝发行五铢钱,虽然历经波折,但总体信用还算良好;东汉末期,董卓发行小钱以代五铢钱,引起物价混乱,谷帛交易又开始在民间盛行;曹魏政府多次试图着手解决货币问题,基本思路就是恢复五铢钱,取消谷帛交易,但因为形势尚未稳定,一直未能实行;南北朝长期混乱,一直没有发行新的铜币,谷帛交易乃至物物交换也就长期实行下来;隋朝发行新五铢钱,情况有所改善,但到隋末,盗铸蜂起,私钱滥恶,引起通货膨胀,"货贱物贵,以至于亡"。

唐朝初期政府发行"开元通宝",恢复铜钱的本位币地位,但仍广泛使用谷帛。所谓"租庸调"制度,收的就是谷帛;赏赐、度支,也多用绢帛;从唐初《永徽律》的规定来看,除赎罪用铜外,其余罚金、计赃等全部用绢匹。金银在唐朝已发展为储藏手段,但尚未成为交换流通的手段,但在岭南,因为缺铜而多产金银,反而多用金银,这是一个例外。唐朝中后期以后,商品货币关系进一步发展,铜币使用已较前期更为广泛,但是,由于币制不稳定,经常发行新钱,新旧钱交互使用,兑换率不等,且差异巨大,常使铜钱失去货币作为价值计算标准的作用。再加上铜矿不足,铸造不善,铜钱始终处于供应不足的紧张状态,因此,民间交易杂用谷帛的情况也就始终存在。

货币供应量不足,就会引起通货紧缩,导致钱重物轻,更由此产生严重的盗铸问题。盗铸在高宗时期就已经出现,当时政府尚有实力,能够以二比一的比值收购劣质盗铸钱,但成效不明显。乾丰元年(666年)又铸"乾丰泉宝"钱,以新钱一兑换旧钱十,这种比价实际上相当于减重,结果是打击了国家通货的信用,更刺激盗铸,增加币制的混乱。后来虽然又恢复了"开元通宝",但盗铸之乱一旦开启,就极难控制,湖广、江淮一带的盗铸者,往往隐于江湖山岭之中,州县根本不能禁止。盗铸问题,遂贯穿唐朝始终。

对于货币供应量不足的问题,唐朝中后期的政策是:

(1)允许使用谷帛交易,甚至规定钱十贯以上必须兼用绢帛,以弥补铜钱的不足;

(2)限制铜钱流往边远地区,如唐宪宗曾下诏:"禁现钱出岭",保证中原地区的货币流通数量;

(3)不准盐、茶商人随意"便换"现钱,防止商人囤积铜钱牟利;

(4)允许"除陌",即以不足值铜钱充当足值铜钱,开始是除陌二十,以八百文充一贯,后来唐穆宗时规定:"以九百二十文成贯"、"每贯一律除垫八十";

(5)唐武宗时,实行更加极端的政策,废浮图之法,毁天下佛寺、招提、兰若五万处,以其铜像、钟皿铸"会昌开元"钱,由于铜料充足,这一批铸币质量较好,一度缓解了通货紧缩的问题,但显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货币供应量不足,一方面受制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另一方面也反映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矛盾,在唐朝,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到唐末五代时期,谷帛兼用和物物交换的现象仍在广大乡村大量存在,也说明"会昌开元"钱对通货紧缩的缓解是非常有限的。

二、两税法与通货紧缩

唐朝通货紧缩的最重要原因是货币供应量不足,以及币制不稳定,不能保证铜币质量。到了后期,实行两税法之后,通货紧缩又被进一步加剧。